东西问·一带一路丨郑永年: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应对经济逆全球化?

发布日期:2024-06-03 10:24    点击次数:17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一倡议提出十年,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切实助益共建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能量。但某些批评、诋毁声音将其比作“新殖民主义”,伴随发展过程。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倡议提出十年的时间维度,详谈他眼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贡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与中亚、欧洲相连接,意义深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对国际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缺少动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西方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和动机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金融危机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倡议和项目,吸引多国加入。

  从早期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提倡的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其内容在不断丰富变化。其意义首先在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反贫困工作就比其他地区做得好,以基建为核心的建设为地区经济增长带来动能。

  其次,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区域经济共同发展,而非西方一些人所言的谋求地缘政治、争夺世界领导权。无论是中欧班列,还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中国都是在支持沿线地区开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反贫困事业。

  2023年10月9日,大型机械在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往中欧班列装载集装箱。

  中新社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不乏批评反对之声,甚至大肆诋毁和妖魔化,为什么他们如此抵制“一带一路”?

  郑永年:西方一直有声音污蔑“一带一路”是“新殖民主义”“债务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等,这是将西方逻辑强加在中国身上。近代以来,“国强必霸”是西方不变的旋律,但是中国一直公开反对。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国强必霸最后只能走向灭亡。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倡议,中国的一贯态度是,凡是能推动当地发展的,无论哪一国的方案都应受到欢迎。近年来,西方国家也推出过对抗“一带一路”的所谓公共产品方案或倡议,但都未得到落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与西方保持紧密关系,走的是西方道路。但现在来看,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效果并不算成功。“一带一路”倡议只是为他国提供了中国方案。我想,西方妖魔化的声音还会存在下去,中国要坦然处之,用证据说话。

  2023年9月13日,第八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目前美国和欧洲提出的这些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产品方案无法真正启动、落实?

  郑永年: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西方国家自身发展限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多数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问题此起彼伏时,对外部便无力应对。

  二是缺乏推动方案落地的工具。美西方通过资本走向世界,政府是辅助性的;而现在针对“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都是以政府为主体,资本并不那么感兴趣。当相关方案无法靠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进,又与资本利益不符,失败是必然的。

  三是附加性条件太多。相比“一带一路”,西方提供的这些替代品投资给当地带来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包袱太重,推动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这些年,这三种情况不仅没有变,反而在强化。美西方已多次提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计划,几乎都不了了之。这些举措更像是一种宣传语言。当然,中国也希望和欢迎这些方案能在发展中国家顺利推行,只要能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没有排斥西方,也没有替代西方。

  2023年8月13日,装载着16.8万立方米俄罗斯LNG的塞浦路斯籍“利特克”轮靠泊位于江苏省如东县洋口港的中石油江苏LNG码头。自2011年5月投产至今,江苏如东接卸25国630船LNG,七成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中新社记者:近期有评论表示,美西方提出的发展计划无法满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从金砖国家的历史性扩编来看,您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需求是什么?“一带一路”能满足需求吗?

  郑永年:需求决定发展。包括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是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发展。

  中国在过去40年间帮助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而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滞胀状态。

  发展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对以发展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感兴趣。许多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要保持政治稳健,首先要发展。就像中国的一句老话:“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稳定的前提是经济搞上去。

  中新社记者: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深受西方殖民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西方因此出现了“新殖民主义”等妖魔化“一带一路”倡议的论调。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帮助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修建公路、桥梁、高铁、医院、学校、体育馆等基础设施,都是满足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需。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国家的比较优势,进而创造工作机会、增加税收,这也是中国自己的经验。

  什么叫“殖民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把本国制度强加给另一国家,把他国国民变成为本国服务的民众甚至奴隶,或直接消灭当地人。如大洋洲土著居民、美洲印第安人都面临过“种族灭绝”的灾难。中国从古至今没有这样做过,西方不应把自己血淋淋的历史强加给别国。

  中国人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没有零和博弈的概念,而是希望实现共赢。对周边国家,中国希望睦邻、和邻、富邻。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周边国家都还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单独一国也不可能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国内讲共同富裕,在国际层面讲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逻辑,跟西方从个人主义出发的逻辑不一样。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曾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处了几千年,没有把哪个东南亚国家变成殖民地,而西方人一来没多久,整个东南亚就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

  中国的“一带一路”为什么能走出去?最关键的还是当地国家欢迎。中国不像以前欧美殖民者用军队强迫打开他国大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主动向中国开放的。所谓“新殖民主义”没人会相信,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民众更不会相信。

  2023年9月17日,北京首创郎园Station第五届舌尖上的“一带一路”国际美食嘉年华举办,家长带小朋友选购商品。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一带一路”倡议能做什么?

  郑永年:“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大家有事好商量。中国没有强迫别国加入。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一带一路”倡议。

  逆全球化从美国一直在向发达国家延伸,对世界经济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世界力量是多元的,全球问题不能只靠一个力量解决,需要更多区域性、世界性组织来推动发展。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前景?

  郑永年:“一带一路”自提出至今,经验和成果颇丰。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都起到示范效应。最初老挝、印尼国内也有一些怀疑声音,但项目一经建成,给当地带来巨大利益,也产生很好的效果,这些质疑声就停了。

  刚开始,推动倡议的主力只有中国。但那些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发展动能的成员,也会一起推动。尽管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疲软,但“一带一路”建设还会继续前行、更快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在开始几年持续投入,后续就会到收获时节。

  当然,中国也要不断总结经验,在未来能做得更好。如债务问题需要重视;再如标准问题,其实“一带一路”建设的环保标准、技术标准很高。

  2023年8月30日,在山东港口青岛港,“一带一路”航线一派繁忙。

  中新社记者:“一带一路”为共建国家长远发展赋能,您认为参与各方应秉持什么样的精神?

  郑永年:我认为务实很重要。一定要符合当地社会需求,而非西方需要。“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做给西方看的,而是要推动当地发展的。各国有不同的需求,只有符合需要,“一带一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我觉得应当秉承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完)

  受访者简介: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 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法学硕士(198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博士(1995)。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专著10余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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